辛亥革命后的10多年，中国并没有实现期望中的民主共和，而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之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深重。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更加强烈，渴望结束已经持续很久的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北伐战争是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发动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北方的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

当时从表面上看，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控制着受到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他们直接掌握的军队有70万人，而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只有10万人左右。但是北洋军阀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而把越来越多的希望寄托在南方的国民政府方面。第二，他们内部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主要分为三支势力：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保定一带，大约有兵力20万人；原属直系的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军队20万人左右，此时已形成一支独立势力；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多万人。这三支势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难以一致行动，便于北伐军对他们各个击破。

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部分——吴佩孚部的主力，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这个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方针，1926年5月，李宗仁统率的桂军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刚归顺国民革命军而正被吴佩孚部击败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正式开始后，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进入湖南同原在湖南的第八军会合后，于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进入湖北境内。

北伐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北伐军向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

当北伐军直逼武汉时，吴佩孚匆忙将他的主力部队从北方调到沿铁路线的汀泗桥、贺胜桥，凭险要地势设防固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经过浴血苦战，在8月下旬连克汀泗桥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在这场恶战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接着，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在9月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其他各部相继入城，全歼吴佩孚部主力。叶挺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称号。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后，原来抱中立态度的孙传芳部改变态度，在8月底派重兵从江西向两湖侧翼进攻，企图切断北伐军的后路。9月，原来担负监视孙传芳部任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进入江西作战，一度占领南昌。孙传芳调集主力反扑，重新夺回南昌。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一军第一师遭受惨重损失。于是，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会合其他各军，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在12月不战而下福州。随即，北伐军制订夺取浙江、上海，会师南京的计划，并首先开辟浙江战场，于1927年2月进占杭州，平定浙江全省；3月，相继占领安庆、南京等地，并开进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在北伐军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原来从南口退守绥远一带的冯玉祥部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刚从苏联回国并加入国民党的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到11月，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加伦等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援也起了重要作用。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