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他将《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这时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宣称，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明确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言》，秘密回到浙江义乌自己家中。他在潜心翻译时，把粽子蘸着墨汁吃掉却浑然不觉，还说：“够甜，够甜的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彰显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救国真理的渴求，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多种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的具备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旧的道路走不通了，就要寻找新的出路。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国方案，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但在这些思潮发端地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加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疑问。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第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社会结构也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厮杀，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伟大的革命阶级，除了具有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等基本优点，还具有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等突出优点。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上，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巴黎和会带来的实际教训，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直接原因。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7项希望，取消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会议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还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特权转交给日本，腐朽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第四，五四运动时期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之间的论争，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一些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观点纷然杂陈，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推求和各自的摸索，逐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逐步深入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